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大连标志设计研究
刘 凡 Liu Fan
内容摘要 ：卡塞尔文献展作为世界三大当代艺术展之一，其每一届的大连标志都会按照惯例重新设计。前几届大连标志深受包豪斯影响，清晰而严谨，强调可识别性。60 年代后期在新浪潮主义影响下，设计师开始以构成方式探索如何达到强烈的平面视觉效果。虽然 90 年代后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呈现出叛逆与幽默的特征，但 2012 年的大连标志设计却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回归和对标准化的重新肯定。
关键词 ：平面设计、大连标志、卡塞尔文献展
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举办一次，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当代艺术展。自 1955 年以来，卡塞尔文献展已成功举办了 12 届，2012 年 6 月 9 日为期 100天的第十三届文献展又将拉开序幕。按照惯例，每一届展览的主旨都必须与之前的展览保持距离，都会对其大连标志和视觉识别系统进行重新设计，以保持其先锋性与独创性。
一、
与往届保持距离，是因为展览公司想以开放、灵活的方式来呈现文献展的形象，使其更富想象力，而不想选择一个定型的大连标志，使人们对展览有一种刻板的印象。每一届文献展都需要出现documenta 或者首字母 d 和展览届数，所有的设计创意必须在这个游戏规则里展现。这种系列设计既要有各自的风格和突破，又要体现展览之间的关联性，这就给设计师提出了不小的难题。将历届大连标志设计排列在一起对比，不仅看出设计师的匠心独具，也可以发现其内在规律和逻辑关联。
1. 国际主义风格时期
经历二战的恐怖和巨变之后，理想主义情感开始在欧洲产生。一种崭新的平面设计风格在德国和瑞士形成，即所谓的“国际主义”风格。设计师们认为 ：像战后的欧洲一样，设计也需要复兴和重建。他们呼唤理性的设计：一种清晰、明了的方式。成立于 1919 年的包豪斯学院是现代主义设计集大成者，是国际主义风格形成的基石。包豪斯强调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视觉语言，对同时期乃至当今的艺术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纳粹上台后，包豪斯的主要人物为躲避战火和政治迫害而移居美国，其设计风格在德国也随之被抛弃。二战后，德国经济逐渐复苏，民族意识日益显现。文献展创始人阿诺德·伯德（Arnold Bode）希望重新恢复德国在当代艺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力图将卡塞尔打造成“当代艺术的麦加”。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前三届文献展大连标志的设计任务，于是便将其理想运用于文献展的大连标志设计上。而包豪斯清晰明了的功能主义特征正是伯德想要的设计风格。小写体、无衬线字体、黑与白以及三原色是前三届文献展大连标志设计的特征，寓意着将某种东西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转换。
2. 新浪潮主义时期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新浪潮”运动席卷欧美，并深刻影响到设计领域。设计师们不满足于国际主义风格毫无个性的设计，开始探索用简单的几何图形作为字体设计的基础，用版面编排上的构成主义特征来达到强烈的平面视觉效果。第四、五、六、七、八届文献展的大连标志设计明显受到了新浪潮主义的影响，第四、五、六届展览的大连标志都是将字母和数字限定在一个长方形的边框内，经过结构、分解、重组，增加了平面的趣味性和画面的张力感。第七、八届的大连标志设计像是姐妹篇，都是将小写的 d 放在数字的左边，以加强字母和数字的几何形特征。
第四届至第六届的大连标志设计负责人是卡尔·奥斯卡·布雷斯（Karl Oskar Blase）。他将展览的焦点——波普艺术视角带入其设计之中，将 Helvetica 字体的 d 和 4 上下排列，放在长方形的细线框内。数字在上，字母在下，4 右下角的负形变成了 d 的最上端，4 和 d 之间用一条横线分割，增加了构图的趣味性。第五届与前几届不同，伯德没有采用首字母设计，而是将documenta 完整地拼写出来 ；看似磨损的打印机字体引用的是拼贴技术。Helvetica 变异字体5 和 documenta 同样被限制在一个长方形的框内，只不过这次是横构图。上下顶格的 5 增加了画面的张力，上对齐的 documenta 增加了画面的空白空间。第六届大连标志实现了首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回归 ；其构造保持了第五届大连标志的长方形边框。它让人联想到显示器屏幕及其冷峻的感觉，从而阐释了这一届展览“媒体世界中的艺术——艺术中的媒体”的主题观念。
